关于包公的人类学思考

包公是中国最有名的清官。今年的包公千岁宝诞，值得很好纪念。

“清官”二字合为一

词，有人说“查正史记载，始见于《清史稿》”（上海《文汇报》1978年11月25日），但明代李贽《焚书》卷四《杂述·因记往事》文中已有“彼为巨盗，我为清官”之说，将清官与巨盗对称，乃清明、清正、清廉之意。而金代元好问（1190－1257）《薛明府去思口号》一诗中更早已有清官一词：“能吏寻常见，公廉第一难。只从明府到，人信有清官。”从“清官”一词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来看，与包拯（999－1062）关系甚大，似乎可以说是包公清官故事流传之后而盛行的。于此亦可见包公影响之大。

包公为什么会成为最有名的清官呢？

首先他为官清正，执法如山，铁面无私，不畏权贵，廉明公正，是非常突出的。《宋史》卷316的本传虽短却很有分量，记述了当时老百姓对他的赞颂：

“拯立朝刚毅，贵戚宦官为之敛手，闻者皆惮之。人以‘包拯笑比黄河清’。童稚妇女亦知其名，呼曰‘包待制’。京师为之语曰：‘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’”

于此可见，当时人的口碑，已将他比为“黄河清”之清官，天下少有，只可比为神佛“阎罗王”了。如此清廉、清正、清明，已成为民众理想中的清官。这实际上已将包公神化了。

民间文学的口碑，实在比任何高大的石碑都要伟大而不朽。

包公之所以有名，与民众的口传文学的口碑赞颂，有极大的关系。正是民间口碑文学（谣谚、传说故事、曲艺说书、话本小说、地方戏曲）使包公流芳百世。

“包拯笑比黄河清”、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”等民间谣谚之传，使男女老少甚至“童稚妇女亦知其名”。在宋金时代当时即已广传。

元代之包公戏、包公传说、说书话本、小说等等赞颂包公的作品非常盛行，明代更发展为各种传奇地方戏以及上百卷的小说话本《包公案》，清代又发展为《龙图公案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七侠五义》等长篇小说，至今除许许多多地方戏中的包公戏之外，人们还在传说着许多小说、戏曲之中和之外的包公故事传说。

民间传说是一种民众口传的历史文学。它以历史的面貌出现，却用文学形式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，在流传之中，已作了艺术典型化的加工。

一方面，包公的传说中有一些是包公本人的历史故事，这些在《宋史》本传中有所记载，如说包拯打开官衙正门，打破过去“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”之陈规，使告状的人可以进入大堂“至前陈曲直，吏不敢欺”。这是赞其亲民。

又如“割牛舌”案之明断，这是包公故事在正史中之仅见者。在宋《折狱龟鉴》卷7，百回本《龙图公案》（明）中亦有记载，但《类说》卷45引《圣宋掇遗》则说这是张咏之事。

另一方面，包公的传说故事绝大多数是人民口头艺术之创造，用许多幻想和夸张的故事情节把包公“执法如山、铁面无私、清廉正直、料事如神、为民伸冤、严惩贪官、不畏权贵”等高贵品质具体化、形象化了。

早在元代，许多传说故事就已广泛流传，并且成为元杂剧的主要剧目之一，在100出戏的《元曲选》中，包公戏即有十一种之多。这些元杂剧，都是活的文学，在民间演出，非常受欢迎。许多是无名氏所作，可能是民间艺人，下层文人根据民间传说编剧的。有些虽有著者名，但也有疑问，如关汉卿的两剧，在《鬼薄》记关氏所著杂剧剧目中不载，所以胡适怀疑这不是关汉卿所作而是“无名氏之作”。至今各种地方戏和京剧中还流行着许多包公戏，说明它的人民性与现实性都是很强的。

包公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呢？

许多民间传说中的包公故事都是其他清官的事。因为包公很有名，是公认的最大的清官，所以在流传中别的清官的事都集中到他身上来了。胡适称包公和黄帝、周公一样，都是“箭垛式的人物”。（见胡适《三侠五义》序）和孔明借箭时用的草人一般“本来只是一扎干草，身上刺猥也似的插着许多箭，不但不伤皮肉，反可以立大功，出大名”这是“有福的人物”。赵景深先生曾把包公故事中与其他清官相似的故事作了比较研究，得出结论说“包拯就是钱和、黄霸、张咏、周新、刘奕、滕大尹、向敏中、李若水、许进等人，不过是一个吸收传说的人罢了。”（《包公传说》，1933年写）以上众多清官的故事，都归入包公名下了。如黄霸本为西汉郡守，巧断二妇争子案，其事见于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，元代又成了包公传说写入《灰阑记》。而此类故事甚多。

老百姓把包公作为理想的清官，必然会神化他，使他成了半人半神的人物形象。传说他“日间断阳，夜间断阴”，可以下阴曹地府去审案子。

元杂剧《盆儿鬼》中张敝古说包公“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，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”，证明在元代包公即已成为神人。现代包公脸谱中，额上画弯月、太极图亦是此类象征。

正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，包公成了神，于是也就有了包公庙和包公崇拜。这时，人们所崇拜的包公，早已经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，而是经过人们艺术加工过的清官典型了。

包公庙和包公崇拜历久不衰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开始时，是包公的祠堂，作祭祖之用的包公祠，进而变为敬神的包公庙了。这就由祖先崇拜，转变为对清官的崇拜——实际上是一种英雄崇拜，这是对为民伸冤、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之崇拜，是对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英雄之崇拜。在崇拜之中有感激，感激包公的大恩大德，感激包公之伸张正气。这种英雄崇拜出于对包公的钦敬，包公的铁面无私、清廉正直、明察秋豪都是世间少有的，所以这又是对理想的英雄的崇拜，很自然地转化为对神人的崇拜，包公也就成半人半神的英雄并逐渐转化为神。这是浪漫主义的典型化即理想化的人物形象。

包公可以说是民间宗教崇拜的神，这与一般人为宗教的“天神”不同，不是自天而降的神，而是由普通凡人成为杰出的超人转化而成的人神。这种神在西方宗教中是不被承认的。但是在中国则很多。这是中西宗教观念相异之所在。

包公庙的包公崇拜在澳门甚为风行，每天前来进香祈福者络绎不绝，这种崇拜建立在包公信仰之上，相信包公能保佑好人、惩罚恶人、公正贤明、消灾免祸，逢凶化吉、辟恶呈祥，使人民得到幸福。这不仅表现了人们善良的愿望，而且表现了希求法治的崇高思想。

常听到这种议论，认为包公崇拜表现了“人治思想”，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，与“法治思想”是矛盾的，甚至是对立的。有人更说包公是为封建王朝服务效忠的清官，有很大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，以致在过去几十年中，包公常常受到批判，文化大革命中更被当成“反动封建的官僚”而加以否定。

其实，在民间传说和民间宗教中，包公虽然在身份上还是封建社会的清官，但其言行已主要是为民众谋利益的好人，在典型化的过程中，其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早已被扬弃，包公已变成人民理想的化身、德才兼备的清官典型，神通广大、上天入地、执法如山的尊神。这种神化即典型化的加工，使包公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现实而得到了永生。

只要有社会存在，就要有法律；只要有社会不平存在，就会有特权霸道和贪赃枉法的事发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在人民心目中，包公就会站在公正的社会法律一边，站在受欺压的民众一边，排除权贵和金钱的干扰，执法如山，铁面无私。如此这般，包公的形象当然会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礼拜。

所以，从本质上看，对包公的崇拜，实际上是对社会公正的崇拜，是对人民正义的崇拜，是对清明政治的崇拜，是对廉洁奉公的崇拜，是对不畏权贵、不通关节、执法如山的崇拜，一句话，是对法治的崇拜。

这似乎不好理解，但事实的本质就是如此。

对包公的赞颂和崇拜，固然是对他个人的崇拜，是因为他人好，为官清正，似乎是“人治”。但这“人治”只是表面现象，而在本质上，人民群众崇拜的是包公奉公守法，执法如山的精神。包公的“人治”，实际上是“法治”，他是被作为坚决进行真正的法治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崇拜的。

“以法治国”、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，在包公故事中都成为现实。